德辅道上的行人比平时少了一半.大概是天文台早上挂了蓝色暴雨预警，上班族都提前回家了。
沿街几家找换店的汇率牌已经关了，只剩一间周大福还在营业。
橱窗里的金饰在灯光下反射出刺目的亮光，和头顶铁灰色的云层形成一种很不协调的对比。
交易广场的大堂冷气很足。
玻璃旋转门不停地转动，把外面的海风切成一片一片的冷刃。
沈砚山的私人律师团占了三十八楼整层会议室。
走廊里摆着一排黑色皮椅，上面坐着三个穿深色西装的伦敦律师，每人面前都摊着厚厚的文件夹。
他们抬头看我一眼，然后低头继续翻文件。
那种姿态不是无视.是沈砚山的人被训练过的，不对外人暴露任何情绪。
会议室的门虚掩着。
沈砚山坐在长桌那一头，穿着深灰色的定制西装，金丝眼镜推在鼻梁中间，手里握着一只钢笔。
笔尖停在纸面上，没写字。
他面前摊着那份养和医院的病历复印件，旁边的烟灰缸里塞满了烟蒂。
“你来了。”沈砚山没有抬头，“坐。”
我坐到他对面。椅子是黑色牛皮的高背椅，坐上去的时候椅面发出一声很低沉的吱嘎。
“病历是你女儿调给你的。不是你。你调不了.你不是直系亲属。”他把钢笔搁下，抬起头看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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