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停了。
阳光淡薄如雾,照在积雪上,白得晃眼。
风刮在脸上,干冷,像刀片割过一样,鼻子里吸进去的空气冷得发疼,像吸进了一小片冰。
老南街的屋檐下,冰凌一排排挂着,在光里反着亮,尖尖的——像一排倒挂的牙齿。
踩在雪地上的脚步声被压缩了。
只剩下一声低沉的咯吱,像什么东西被碾碎的声音。
母亲送我到老南街口。她穿着黑色羽绒服,红围巾包得严严实实,只露两只眼睛。她催我走,”快走吧,车要来了”,呼出的白气从围巾边缘溢出,在空中散成一小团白雾。
我走几步,回头。
她还站在街口。
红围巾在风里飘了一下,像一面小小的旗帜。
我冲她摆了摆手,她也摆了摆手。
然后转身,走进了巷子里,红围巾消失在巷口的阴影里。
我站在路边,又过了一会儿才走。
公交车迟迟不来,我在站牌下跺了跺脚,冷从鞋底往上窜,从脚底板一直凉到小腿肚。
站牌的金属杆冰凉,我握了一下又松开,手掌上留下一道冰冷的触感,像被什么咬了一口。
买羽绒服和篮球鞋的时候,母亲说了一句话:“这当爹妈一年到头,谁给你添块破布。” 似笑非笑地瞥了我一眼。
我没有接话。羽绒服的领子蹭着脖子,布料新——有点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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