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陈楚江再次出现的时候，已经是十月中旬。
香港的秋天在这座城市的肌理里渗透得不动声色。
维港的海水从盛夏的墨蓝褪成了一种淡淡的灰绿色，海风不再黏腻，吹在脸上带着干爽的凉意。
中环写字楼里的白领们重新穿上了西装外套，兰桂坊的露天酒吧在入夜后开始点起暖炉，火苗在玻璃罩子里跳动着，映在喝酒的人脸上。
弥敦道两旁的榕树开始落叶，黄了的叶子被秋风卷起来，在人行道上打着旋，最后堆在路边的排水口旁边，被清洁工扫进垃圾袋。
没有人想到他会回来。
红色通缉令还在循环播放，o记的搜查范围已经从香港本岛扩大到了整个东南亚——付冠宇通过国际刑警发出了蓝色通报，澳门的码头、珠海的边境口岸、蛇口的客运站都贴上了他的照片。
泰国警方在曼谷的素万那普机场截住过一个和陈楚江有几分相似的中国籍男子，按在候机大厅的地板上铐了五分钟才发现抓错了人。
赵家明在周一的例会上判断，他大概率已经离境。
杨贞楠没有说话。她知道他没有走。
她没有证据，只有直觉。
那种直觉不是警察的直觉——不是从线索和监控录像里推导出来的逻辑，而是一种更深层的、刻在骨头里的笃定。
他说过“我唔会走”，他就不会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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