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不敢怠慢，赶紧起身到镇上抓药。
等我抓药回来，烈属媳妇还在白支书的办公室里坐着，眼睛好像刚才哭过。
我叫了一声嫂子，就把药放到桌上，然后告诉她怎么煎，怎么服用，注意些什么。
打发走了媳妇，白支书长出了一口气。
她对我说：“牛大夫，如果这件事儿办好了，你可是为党的事业立了大功啊，人民不会忘记你的。”
我谦虚地说：
“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是我应该做的，如果我做不好，愿意接受人民的处罚。”
在那几天紧张的日子里，我天天晚上到白支书的办公室转一圈，打听一下结果，因为我不能自己去烈属家，白支书就成了义务的赤脚医生，她亲自去指导烈属媳妇孕妇，观察她的反应，甚至陪她一起上厕所。
终于，三天后的一个夜晚，白支书兴奋地告诉我：“下来了，好多血，得流了一盆子。”
我也暗自庆幸，说实在的，这个方子我真的一点把握也没有。
于是，我抑制不住激动地说：“谢天谢地，我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地了。”
她说：“你不是说很有把握吗，还拿性命担保，怎么你也担心。”
我不好意思地说：“我是看到你着急，才那样说的，要不然，你能急出毛病来。”
她听了这话，感激地看着我，柔声地说：“帮我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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