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刚擦亮，屋里就很安静，只有角落里的冰箱发出低沉的“嗡——嗡——”声，像在沉睡中呼吸。
姐姐照例把温热的早饭轻轻扣在桌上，门锁“咔哒”一声轻响，人就没影了。自从我学会一个人拖着影子去学校，她就一直这样行色匆匆。
摊开作业本，写寒假作业。写累了，抬起酸涩的眼皮。那道光斑已经爬到了沙发脚边，无数灰尘在光柱里浮沉。窗外脚步声、自行车铃铛、模糊的谈笑，隔着一层冰冷的玻璃，飘进来又散了。
我知道，不到日头晒得人发慌，她回不来。
鬼使神差地，我拉开电视柜底下那个积满厚灰的抽屉。里面躺着本《想念地坛》，还有几张她的照片，穿着不太合身的白色婚纱，笑容像画上去的，又僵又假。角落里，一个白色小药瓶刺进眼里——“地西泮”。说明书上密密麻麻的蚂蚁小字，最后挤着“有助睡眠”四个模糊的字。
我飞快地把瓶子塞进裤兜深处。这东西，用得着，却没细想它为什么会在那。
刚放假那几天，我把自己焊死在书桌前，硬是把寒假作业全“糊”完了——基本靠抄。没敢问她啥时候放假，像是在等待一个模糊的答案。
“姐姐……” 中午，我低头扒着碗里的饭粒，喉咙很干，“今年……回老家过年吗？” 自从她结婚，就再没回老家过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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