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8日，晚上八点十五分。废弃框架楼五楼。
手电筒的散射光还打在模板墙上，光斑边缘在混凝土的粗糙表面晕开一圈柔和的暖白边界。外面万达广场led大屏刚切了一条新广告，蓝紫色的光从模板缝隙漏进来，在我和杨辉之间的床垫布料上投出一小片跳动的色彩残影。远处高架轨道上最后一班列车碾过铁轨——不是进站减速的声音，是高速通过的连续金属撞击声，闷闷地从框架楼外面碾过去。
我重新侧躺回床垫上。蜷缩的姿势比刚才展开了一点——膝盖从胸前放下，大腿并拢侧叠在床垫上，把自己裹进杨辉那件深灰色薄开衫里。外套太大了，袖口能盖过我的手指尖，领口的布料被我拉到鼻尖下面。棉质内衬上他残留的体温已经快散尽了，但领口边缘还留着一小片他后颈皮肤蹭过的位置，闻起来有他皮肤油脂的淡淡咸味和洗衣液的皂香混合。
我伸手去摸他的脸。指尖还在抖——不是刚才那种剧烈哆嗦，是肌肉疲软后的微颤，频率慢了但幅度还在。手指在半空晃了零点几秒才贴上他左脸颊。他的颧骨在手指下又硬又烫——不是发烧，是人从恐惧里缓过来后血液循环重启的面部充血。他的胡茬比我早上出门时长了半毫米，扎在我指腹上发出很细微的沙沙摩擦声。
“杨辉。”我开口叫他的全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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